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统计每年全球约有 130 万左右的妇女罹患乳腺癌，同时每年约有 41 万的患者死于乳腺癌，目前我国乳腺癌的年均发病率为（44.77～52.77）/10 万，年均死亡率为（9.76～10.78）/10 万，严重威胁着妇女的生命健康[1-3]。新辅助化疗具有降低肿瘤临床分期、减少细胞耐药性等作用，且能为乳腺癌手术患者提供更多的生存机会，在乳腺癌系统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4-7]。肿瘤免疫在乳腺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近期的研究[8-11]同时表明，肿瘤微环境的改变对患者化疗后的预后有着显著的影响。此外，有研究[12-13]证实，新辅助化疗能通过调节直肠肿瘤的 T 细胞水平来促进免疫功能的好转，达到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目的。然而，目前国内关于新辅助化疗在调节乳腺癌免疫功能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拟通过探讨新辅助化疗对乳腺癌患者 T 淋巴细胞亚群及自然杀伤细胞（NK 细胞）的影响，以期为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的临床应用提供免疫学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为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其中病例组纳入标准：① 经穿刺活检病理学检查诊断为乳腺浸润性导管癌；② 术前卡氏评分（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KPS）≥70 分；③ 初诊患者，既往未接受任何放化疗措施；④ 化疗前行相关检查未发现远处转移；⑤ 肿瘤分期为 T2～4N0～2M0 期；⑥ 能耐受至少 3 个周期的新辅助化疗。排除标准：① 出现远处转移；② 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或既往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③ 合并心、肝、肺、肾等实质脏器功能障碍；④ 处于妊娠期或哺乳期。前瞻性收集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于笔者所在医院诊治并接受新辅助化疗的乳腺癌患者 68 例，为病例组。68 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32～67 岁、（45.46±11.25）岁；肿瘤 TNM 分期：Ⅱ期 38 例，Ⅲ期 30 例；病理学类型：Luminal A 型 24 例；Luminal B 型 21 例，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 14 例，三阴性乳腺癌 9 例；肿瘤部位：左侧 36 例，右侧 32 例。同时选取同期在笔者所在医院行健康体检的 68 例健康女性作为健康对照组（匹配年龄和性别），其中年龄为 32～65 岁、（44.73±10.18）岁。2 组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所有入选研究对象均获得知情同意，且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
1.2 新辅助化疗方案
所有患者术前采用 FEC 方案（氟尿嘧啶、表柔比星和环磷酰胺）进行新辅助化疗。具体如下：盐酸表柔比星注射液（批准文号：H20093251，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80 mg/m2，于第 1 天静脉滴注；注射用环磷酰胺（批准文号：H20093393，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600 mg/m2，于第 1 天静脉滴注；注射用氟尿嘧啶〔批准文号：H20050465，费森尤斯卡比（武汉）医药有限公司〕500 mg/m2，于第 1 至第 3 天以微量泵泵入。每 21 天为 1 个化疗周期，预计进行 4 个周期的新辅助化疗。化疗过程中如出现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下降则予以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药物适当缓解骨髓抑制，待骨髓抑制缓解后继续给予相关化疗用药。病例组患者如在新辅助化疗期间出现病灶进展则直接进行手术，手术方式根据患者情况综合考虑，术后改用酒石酸长春瑞滨注射液（批准文号：H20140084，Pierre Fabre Medicament Production-Aquitaine Pharm International 公司，法国）25 mg/m2，于术后第 1 天至第 8 天静脉滴注；卡培他滨片（批准文号：H20073024，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1 000 mg/m2，于术后第 1 天到第 4 天口服。每 21 天为 1 个化疗周期。如在新辅助化疗过程中未出现病灶进展则在最后 1 个新辅助化疗周期结束后 14～21 d 进行手术，并于术后 7～14 d 开始进行术后化疗。病例组患者术前及术后共化疗 6 个周期，术后按常规行放疗[14]。
1.3 T 淋巴细胞亚群及 NK 细胞比例的检测
所有入选病例均在化疗前和化疗 4 个周期后、手术前在清晨空腹下采集外周静脉血于试管内，对照组在入选时（分析时统称为化疗前）及与病例组患者间隔相同时间后（分析时统称为化疗后）采用同样方法采集血样，分别给予抗 CD3 单抗-PC5、抗 CD4 单抗-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抗 CD8 单抗-藻红蛋白（PE）、抗 CD16 单抗及 CD56 单抗-PE（均购于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对抗体进行标记，然后采用 Beckman-CoulterXL 流式细胞仪（Beckman-CoulterXL，MCL）进行 T 细胞亚群和 NK 细胞比例的检测。
1.4 疗效评价
采用肿瘤“最大径”测量法，评价的指标包括触诊乳腺肿瘤的最大径以及同侧腋窝肿大淋巴结的最大径。新辅助化疗前乳腺肿瘤的最大径以及同侧腋窝肿大淋巴结的最大径之和为“肿瘤病灶的基线大小”，每个新辅助化疗周期前以及手术前均对前次化疗的疗效进行评价。疗效的评价采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6]，患侧乳房未触及肿块且腋窝也未触及肿大的淋巴结为完全缓解，化疗后乳腺肿瘤的原发病灶最大径缩小超过 30% 且未达到完全缓解标准为部分缓解，化疗后乳腺肿瘤的原发病灶最大径增大超过 20% 为疾病进展，化疗后乳腺肿瘤的原发病灶最大径缩小低于 30% 或出现增大但未超过 20% 视为疾病稳定，全部病例均由同一具有丰富经验的副主任医师进行评价（对研究内容不知情）。定义化疗有效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化疗无效为病情稳定+病情进展。化疗结束后根据疗效评价结果将病例组分为有效组和无效组。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0.0 软件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2 组的 T 淋巴细胞亚群及 NK 细胞比例比较
化疗前与对照组比较，病例组患者的 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均较对照组低（P<0.05），CD8+T 细胞比例较对照组高（P<0.05），但病例组患者的 CD3+T 细胞比例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组内与化疗前比较，病例组患者化疗后 CD8+T 细胞比例降低，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均升高（P<0.05），但化疗后的 CD3+T 细胞比例与化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化疗前后的 CD3+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比例、CD8+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和对照组化疗前后的 CD4+T 细胞比例的差值、CD8+T 细胞比例的差值、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的差值及 NK 细胞比例的差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的改变值大于对照组，但 2 组化疗前后的 CD3+T 细胞比例的差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 1。
表1
2 组新辅助化疗前后的 T 淋巴细胞亚群及 NK 细胞比例
2.2 不同疗效患者的 T 淋巴细胞亚群及 NK 细胞比例比较
68 例乳腺癌患者经过 4 个周期新辅助化疗后，疗效评价为有效 44 例（有效组），疗效评价为无效 24 例（无效组）。化疗前无效组和有效组患者的 CD3+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比例、CD8+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组内与化疗前比较，有效组患者化疗后 CD8+T 细胞比例降低，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均升高（P<0.05），但化疗后的 CD3+T 细胞比例与化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化疗前后的 CD3+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比例、CD8+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效组和无效组患者化疗前后的 CD4+T 细胞比例的差值、CD8+T 细胞比例的差值、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的差值及 NK 细胞比例的差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效组的改变值大于对照组，但 2 组化疗前后的 CD3+T 细胞比例的差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 2。
表2
不同疗效患者的 T 淋巴细胞亚群及 NK 细胞比例比较
3 讨论
新辅助化疗系指在手术前应用的系统性细胞毒性药物治疗，最初一般应用在手术无法切除或需要保乳的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但是随着对乳腺癌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辅助化疗的适应证正逐步扩大，有望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生存[15-16]。目前临床分期为ⅡA 期、ⅡB 期以及ⅢA 期的乳腺癌患者均是新辅助化疗的适应证，而且对于非常年轻的乳腺癌患者进行新辅助化疗能够获得更高的病理缓解率[3]。乳腺癌患者多数存在细胞免疫功能紊乱，而且肿瘤负荷越大，免疫功能下降越明显。T 淋巴细胞和 NK 细胞是抗肿瘤免疫过程中最重要的免疫细胞之一，T 淋巴细胞亚群及 NK 细胞的数量和比例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浸润和转移均密切相关[17-19]。关于新辅助化疗对乳腺癌患者肿瘤免疫状态的改善作用，目前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重点探讨了新辅助化疗对乳腺癌患者免疫状态的影响。
T 淋巴细胞是重要的一种免疫细胞，根据不同的表面标志物和功能，可分为 CD3+T 细胞、CD4+T 细胞以及 CD8+T 细胞亚群。CD3+T 细胞数量代表着 T 细胞总数，CD4+T 细胞代表着辅助性 T 细胞，CD8+T 细胞代表着细胞毒性 T 细胞，CD4+T 细胞比例的降低和 CD8+T 细胞比例的升高提示细胞免疫功能下降。CD4+T 细胞和 CD8+T 细胞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机体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其比值是反映免疫调节功能的一项指标，两者比例的失调可导致免疫功能紊乱[20-21]。NK 细胞可通过直接杀伤肿瘤细胞及病毒感染细胞来进行免疫调节，而对正常组织无杀伤作用，是抗肿瘤的第一道防线。本研究结果表明，肿瘤细胞可能会产生一些抑制免疫功能的细胞因子，使 CD4+T 细胞数量减少，而 CD8+T 细胞的数量及活性反而升高。王文慧等[22]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临床分期乳腺癌患者的 T 淋巴细胞亚群存在一定的差异，Ⅱ期和Ⅲ期患者外周血中的 CD3+T 细胞和 CD4+T 细胞比例低于Ⅰ期患者，提示肿瘤细胞对患者免疫功能的抑制可能会随着肿瘤负荷的增加而变得越发明显。这在侧面说明免疫功能的抑制程度能够反映肿瘤的进展情况，因此对乳腺癌免疫抑制的改善，有可能对乳腺癌的治疗效果发挥一定的作用。本研究结果即显示：与健康人群比较，乳腺癌患者的 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低，CD8+T 细胞比例高。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新辅助化疗能够提高乳腺癌患者外周血中的 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以及 NK 细胞比例，而降低 CD8+T 细胞比例，其化疗前后的差值均大于对照组。此外，通过分析对新辅助化疗不同反应乳腺癌患者的 T 细胞亚群和 NK 细胞，结果表明，化疗有效的患者其外周血中的 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CD8+T 细胞比例以及 NK 细胞比例在化疗后均有所改善，但是化疗无效者上述指标并无显著改善，且化疗有效患者化疗前后的 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CD8+T 细胞比例以及 NK 细胞比例的差值均大于化疗无效者。从这一点可说明，新辅助化疗对于提高乳腺癌患者的免疫功能有一定的作用[23-24]。推测其可能的机制为：新辅助化疗通过药物的细胞毒性作用杀灭肿瘤细胞，进一步减轻患者的肿瘤负荷。肿瘤负荷的减少可使抑制免疫功能的细胞因子的分泌进一步减少，从而使免疫功能得到一定程度地恢复以及增强[5]。由于评估新辅助化疗是否有效的标准在于肿瘤体积是否缩小，等同于肿瘤负荷是否减少，这也可以解释本组为何化疗有效患者的免疫功能指标有改善，而化疗无效的患者免疫功能指标并未改善。此外，有文献[25]报道，新辅助化疗还能对乳腺癌组织的微血管再生发挥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改善肿瘤的微环境状态，改善肿瘤免疫。然而肿瘤免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因此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免疫调节机制，目前仍不明确。
综上所述，乳腺癌患者体内的 CD4+T 细胞比例和 NK 细胞比例较低，而 CD8+T 细胞比例较高，有效的新辅助化疗有助于提高患者的 CD4+T 细胞比例和 NK 细胞比例，并降低 CD8+T 细胞比例，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但是由于本研究未能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因此并未能证实新辅助化疗这一改善免疫功能的作用是否同样能改善远期预后，因此后期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统计每年全球约有 130 万左右的妇女罹患乳腺癌，同时每年约有 41 万的患者死于乳腺癌，目前我国乳腺癌的年均发病率为（44.77～52.77）/10 万，年均死亡率为（9.76～10.78）/10 万，严重威胁着妇女的生命健康[1-3]。新辅助化疗具有降低肿瘤临床分期、减少细胞耐药性等作用，且能为乳腺癌手术患者提供更多的生存机会，在乳腺癌系统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4-7]。肿瘤免疫在乳腺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近期的研究[8-11]同时表明，肿瘤微环境的改变对患者化疗后的预后有着显著的影响。此外，有研究[12-13]证实，新辅助化疗能通过调节直肠肿瘤的 T 细胞水平来促进免疫功能的好转，达到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目的。然而，目前国内关于新辅助化疗在调节乳腺癌免疫功能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拟通过探讨新辅助化疗对乳腺癌患者 T 淋巴细胞亚群及自然杀伤细胞（NK 细胞）的影响，以期为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的临床应用提供免疫学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为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其中病例组纳入标准：① 经穿刺活检病理学检查诊断为乳腺浸润性导管癌；② 术前卡氏评分（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KPS）≥70 分；③ 初诊患者，既往未接受任何放化疗措施；④ 化疗前行相关检查未发现远处转移；⑤ 肿瘤分期为 T2～4N0～2M0 期；⑥ 能耐受至少 3 个周期的新辅助化疗。排除标准：① 出现远处转移；② 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或既往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③ 合并心、肝、肺、肾等实质脏器功能障碍；④ 处于妊娠期或哺乳期。前瞻性收集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于笔者所在医院诊治并接受新辅助化疗的乳腺癌患者 68 例，为病例组。68 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32～67 岁、（45.46±11.25）岁；肿瘤 TNM 分期：Ⅱ期 38 例，Ⅲ期 30 例；病理学类型：Luminal A 型 24 例；Luminal B 型 21 例，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 14 例，三阴性乳腺癌 9 例；肿瘤部位：左侧 36 例，右侧 32 例。同时选取同期在笔者所在医院行健康体检的 68 例健康女性作为健康对照组（匹配年龄和性别），其中年龄为 32～65 岁、（44.73±10.18）岁。2 组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所有入选研究对象均获得知情同意，且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
1.2 新辅助化疗方案
所有患者术前采用 FEC 方案（氟尿嘧啶、表柔比星和环磷酰胺）进行新辅助化疗。具体如下：盐酸表柔比星注射液（批准文号：H20093251，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80 mg/m2，于第 1 天静脉滴注；注射用环磷酰胺（批准文号：H20093393，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600 mg/m2，于第 1 天静脉滴注；注射用氟尿嘧啶〔批准文号：H20050465，费森尤斯卡比（武汉）医药有限公司〕500 mg/m2，于第 1 至第 3 天以微量泵泵入。每 21 天为 1 个化疗周期，预计进行 4 个周期的新辅助化疗。化疗过程中如出现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下降则予以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药物适当缓解骨髓抑制，待骨髓抑制缓解后继续给予相关化疗用药。病例组患者如在新辅助化疗期间出现病灶进展则直接进行手术，手术方式根据患者情况综合考虑，术后改用酒石酸长春瑞滨注射液（批准文号：H20140084，Pierre Fabre Medicament Production-Aquitaine Pharm International 公司，法国）25 mg/m2，于术后第 1 天至第 8 天静脉滴注；卡培他滨片（批准文号：H20073024，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1 000 mg/m2，于术后第 1 天到第 4 天口服。每 21 天为 1 个化疗周期。如在新辅助化疗过程中未出现病灶进展则在最后 1 个新辅助化疗周期结束后 14～21 d 进行手术，并于术后 7～14 d 开始进行术后化疗。病例组患者术前及术后共化疗 6 个周期，术后按常规行放疗[14]。
1.3 T 淋巴细胞亚群及 NK 细胞比例的检测
所有入选病例均在化疗前和化疗 4 个周期后、手术前在清晨空腹下采集外周静脉血于试管内，对照组在入选时（分析时统称为化疗前）及与病例组患者间隔相同时间后（分析时统称为化疗后）采用同样方法采集血样，分别给予抗 CD3 单抗-PC5、抗 CD4 单抗-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抗 CD8 单抗-藻红蛋白（PE）、抗 CD16 单抗及 CD56 单抗-PE（均购于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对抗体进行标记，然后采用 Beckman-CoulterXL 流式细胞仪（Beckman-CoulterXL，MCL）进行 T 细胞亚群和 NK 细胞比例的检测。
1.4 疗效评价
采用肿瘤“最大径”测量法，评价的指标包括触诊乳腺肿瘤的最大径以及同侧腋窝肿大淋巴结的最大径。新辅助化疗前乳腺肿瘤的最大径以及同侧腋窝肿大淋巴结的最大径之和为“肿瘤病灶的基线大小”，每个新辅助化疗周期前以及手术前均对前次化疗的疗效进行评价。疗效的评价采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6]，患侧乳房未触及肿块且腋窝也未触及肿大的淋巴结为完全缓解，化疗后乳腺肿瘤的原发病灶最大径缩小超过 30% 且未达到完全缓解标准为部分缓解，化疗后乳腺肿瘤的原发病灶最大径增大超过 20% 为疾病进展，化疗后乳腺肿瘤的原发病灶最大径缩小低于 30% 或出现增大但未超过 20% 视为疾病稳定，全部病例均由同一具有丰富经验的副主任医师进行评价（对研究内容不知情）。定义化疗有效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化疗无效为病情稳定+病情进展。化疗结束后根据疗效评价结果将病例组分为有效组和无效组。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0.0 软件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2 组的 T 淋巴细胞亚群及 NK 细胞比例比较
化疗前与对照组比较，病例组患者的 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均较对照组低（P<0.05），CD8+T 细胞比例较对照组高（P<0.05），但病例组患者的 CD3+T 细胞比例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组内与化疗前比较，病例组患者化疗后 CD8+T 细胞比例降低，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均升高（P<0.05），但化疗后的 CD3+T 细胞比例与化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化疗前后的 CD3+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比例、CD8+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和对照组化疗前后的 CD4+T 细胞比例的差值、CD8+T 细胞比例的差值、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的差值及 NK 细胞比例的差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的改变值大于对照组，但 2 组化疗前后的 CD3+T 细胞比例的差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 1。
表1
2 组新辅助化疗前后的 T 淋巴细胞亚群及 NK 细胞比例
2.2 不同疗效患者的 T 淋巴细胞亚群及 NK 细胞比例比较
68 例乳腺癌患者经过 4 个周期新辅助化疗后，疗效评价为有效 44 例（有效组），疗效评价为无效 24 例（无效组）。化疗前无效组和有效组患者的 CD3+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比例、CD8+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组内与化疗前比较，有效组患者化疗后 CD8+T 细胞比例降低，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均升高（P<0.05），但化疗后的 CD3+T 细胞比例与化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化疗前后的 CD3+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比例、CD8+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效组和无效组患者化疗前后的 CD4+T 细胞比例的差值、CD8+T 细胞比例的差值、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的差值及 NK 细胞比例的差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效组的改变值大于对照组，但 2 组化疗前后的 CD3+T 细胞比例的差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 2。
表2
不同疗效患者的 T 淋巴细胞亚群及 NK 细胞比例比较
3 讨论
新辅助化疗系指在手术前应用的系统性细胞毒性药物治疗，最初一般应用在手术无法切除或需要保乳的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但是随着对乳腺癌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辅助化疗的适应证正逐步扩大，有望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生存[15-16]。目前临床分期为ⅡA 期、ⅡB 期以及ⅢA 期的乳腺癌患者均是新辅助化疗的适应证，而且对于非常年轻的乳腺癌患者进行新辅助化疗能够获得更高的病理缓解率[3]。乳腺癌患者多数存在细胞免疫功能紊乱，而且肿瘤负荷越大，免疫功能下降越明显。T 淋巴细胞和 NK 细胞是抗肿瘤免疫过程中最重要的免疫细胞之一，T 淋巴细胞亚群及 NK 细胞的数量和比例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浸润和转移均密切相关[17-19]。关于新辅助化疗对乳腺癌患者肿瘤免疫状态的改善作用，目前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重点探讨了新辅助化疗对乳腺癌患者免疫状态的影响。
T 淋巴细胞是重要的一种免疫细胞，根据不同的表面标志物和功能，可分为 CD3+T 细胞、CD4+T 细胞以及 CD8+T 细胞亚群。CD3+T 细胞数量代表着 T 细胞总数，CD4+T 细胞代表着辅助性 T 细胞，CD8+T 细胞代表着细胞毒性 T 细胞，CD4+T 细胞比例的降低和 CD8+T 细胞比例的升高提示细胞免疫功能下降。CD4+T 细胞和 CD8+T 细胞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机体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其比值是反映免疫调节功能的一项指标，两者比例的失调可导致免疫功能紊乱[20-21]。NK 细胞可通过直接杀伤肿瘤细胞及病毒感染细胞来进行免疫调节，而对正常组织无杀伤作用，是抗肿瘤的第一道防线。本研究结果表明，肿瘤细胞可能会产生一些抑制免疫功能的细胞因子，使 CD4+T 细胞数量减少，而 CD8+T 细胞的数量及活性反而升高。王文慧等[22]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临床分期乳腺癌患者的 T 淋巴细胞亚群存在一定的差异，Ⅱ期和Ⅲ期患者外周血中的 CD3+T 细胞和 CD4+T 细胞比例低于Ⅰ期患者，提示肿瘤细胞对患者免疫功能的抑制可能会随着肿瘤负荷的增加而变得越发明显。这在侧面说明免疫功能的抑制程度能够反映肿瘤的进展情况，因此对乳腺癌免疫抑制的改善，有可能对乳腺癌的治疗效果发挥一定的作用。本研究结果即显示：与健康人群比较，乳腺癌患者的 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及 NK 细胞比例低，CD8+T 细胞比例高。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新辅助化疗能够提高乳腺癌患者外周血中的 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以及 NK 细胞比例，而降低 CD8+T 细胞比例，其化疗前后的差值均大于对照组。此外，通过分析对新辅助化疗不同反应乳腺癌患者的 T 细胞亚群和 NK 细胞，结果表明，化疗有效的患者其外周血中的 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CD8+T 细胞比例以及 NK 细胞比例在化疗后均有所改善，但是化疗无效者上述指标并无显著改善，且化疗有效患者化疗前后的 CD4+T 细胞比例、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值、CD8+T 细胞比例以及 NK 细胞比例的差值均大于化疗无效者。从这一点可说明，新辅助化疗对于提高乳腺癌患者的免疫功能有一定的作用[23-24]。推测其可能的机制为：新辅助化疗通过药物的细胞毒性作用杀灭肿瘤细胞，进一步减轻患者的肿瘤负荷。肿瘤负荷的减少可使抑制免疫功能的细胞因子的分泌进一步减少，从而使免疫功能得到一定程度地恢复以及增强[5]。由于评估新辅助化疗是否有效的标准在于肿瘤体积是否缩小，等同于肿瘤负荷是否减少，这也可以解释本组为何化疗有效患者的免疫功能指标有改善，而化疗无效的患者免疫功能指标并未改善。此外，有文献[25]报道，新辅助化疗还能对乳腺癌组织的微血管再生发挥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改善肿瘤的微环境状态，改善肿瘤免疫。然而肿瘤免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因此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免疫调节机制，目前仍不明确。
综上所述，乳腺癌患者体内的 CD4+T 细胞比例和 NK 细胞比例较低，而 CD8+T 细胞比例较高，有效的新辅助化疗有助于提高患者的 CD4+T 细胞比例和 NK 细胞比例，并降低 CD8+T 细胞比例，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但是由于本研究未能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因此并未能证实新辅助化疗这一改善免疫功能的作用是否同样能改善远期预后，因此后期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